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今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被刑拘，继而被批捕。一个半月后，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这件错案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     蓝庆华是博士，周伟是硕士，许多人想不通他们会制造如此荒唐的“文字狱”。记者发现，“换届敏感症”是他们批准公安机关调查秦中飞的主要动机。蓝庆华在彭水当了6年县委书记，周伟也在彭水工作5年，明年初彭水县领导层将换届。而9月10日，重庆市委干部考察工作组要进驻彭水县，如果这当口出乱子，很可能影响其政绩评价，因此他们欲借处理“彭水诗案”整肃人文环境，化解不良影响。       叹！重庆彭水的父母官为何容不下群众“诤言”？                                                

《沁园春·彭水》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干部   秦中飞  
　　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
　　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

新浪网友的回应：
    和秦中飞沁园春词
    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小丑跳梁。看彭水公仆，貌似堂皇，实则败类，为虎作伥。自涂丑态，却怪水脏，妖狐藏尾称大王。切莫忘，蚍蜉难撼树，犹有金棒。
    官场如此黑网，引魑魅魍魉齐登场。惜如画江山 ，如今肮脏。贪腐霸抢，民心背向。一方水土，难把一方人来养。须奋起，法制路遥遥，斩尽豺狼。
 
法律工作者对重庆彭水诗案的回应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认为，秦中飞用短信传播的诗实际是一种群众意见的表达形式，而在“彭水诗案”中，彭水县有关领导对待群众意见随意上纲上线，甚至轻易动用司法权对群众意见进行打击报复，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刑法》中对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有明确规定，彭水县有关领导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同时，此事件也反映出部分基层政府领导干部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抛弃了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内容，而“彭水诗案”中，百姓只是对县委书记和县长批评两句就被定为犯罪，还有40多人被传讯，这是过去“文字狱”中才有的情节。
　　王学辉教授还表示，现代法治政府的特征是，民主、公开透明、高效诚信，具有服务意识、负责任，而管制型政府则是强制约束、行政为上官为上，老百姓必须服服帖帖不能发牢骚。“彭水诗案”中政府的行为完全是与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驰。
    亟须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
  　接受采访的法学专家还表示，“彭水诗案”在司法上的主要教训在于，现行法律有关表述过于概念化，加之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倾向，给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滥用公权大开方便之门。
　　王学辉教授认为，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大都在地方政府手中，在关系到地方领导人的案件中，往往难以坚守法律，这种现象损害了国家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司法的公正难以得到保证。“彭水诗案”正是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地方化倾向的一种表现。
　　陈忠林教授指出，秦中飞的行为根本构不成犯罪。根据《刑法》对“诽谤罪”的界定，必须是传播捏造无中生有的事实才能构成诽谤罪，而秦中飞的诗只是对当地社会都知晓的事实进行描述、对县委主要领导办事不力发了几句牢骚，连《刑法》中对侮辱的规定都构不上。
　　此外，陈忠林教授还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只有当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才构成公诉案件，秦中飞的诗只是对一个县的情况进行表述，对外肯定不能产生什么外交影响、对内也没有涉及全局性问题，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根本无从谈起。
　　而“彭水诗案”中，由县公安局和检察院对当事人进行调查批捕起诉，说明在相关法律表述过于概念化和司法机关地方化倾向严重情况下，当地司法机关成了地方有关领导“滥权”的工具。
　　他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普遍存在，如在处理国企改制、征地拆迁、群众上访等问题时，一些基层政府经常借“可能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之名，轻易动用司法力量平息民众意见，这是很不恰当的，只是因没有造成“彭水诗案”的恶劣后果而没有被追究。
　　有关学者认为，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畅通民意诉求和沟通渠道，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从“彭水诗案”看，我国民意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公共政治言论空间缺失的局面亟待扭转。
　　王学辉教授说，一些地区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有不少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导致社会情绪出现这种异变的主要因素，是地方官员无视民众诉求，而民意上达的通道不畅。如果基层官员都用类似于“彭水诗案”的做法，有组织地阻挠民意表达，是将民怨淤积于底层，长此以往将使社会冲突一触即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匡文波认为，“彭水诗案”反映出一些地方缺少公共舆论空间，百姓用短信和互联网这些非正式的渠道，传播具有一定公共政治性的言论，难免出现信息的不准确性、观点的随意性和情绪性。
　　他说，让公民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言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一个畅通和理性的公共空间，通过这个公共空间，使得民间的民意能够通过体制内的渠道直接传递到决策层。
　　匡文波还认为，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在内的新媒体，互动性高、受众主动性、参与程度高，传播快、更新快，跨地域全球化传播，自由度高、具有天然的开放性等等，可以将其用作百姓发表正当言论监督政府的重要平台。
                                  □文/《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    王金涛 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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